2019年，是已故9年的大师吴冠中诞生100周年纪年。北岳出版社即将出版由我主编的《吴冠中艺谭·艺术人生》文集，并以《吴冠中：艺术的殉道者》一文作为序言。写完这篇文章，深感言犹未尽，因又成此篇。

我曾将多年来陆续写的有关吴冠中的文字编成一本文集《此岸·彼岸：吴冠中研究》出版。大约2008年，我把这个想法说给吴冠中，想让先生题写个书名：《此岸·彼岸》，没想到他给我的居然是一个封面和封底的设计稿！先生意味深长地把“此岸”设计为封面，把“彼岸”设计为封底，我看了大为感动。只是由于我的拖拉，以及未能及时找到合适的出版社，致使先生生前未能看到这本书的出版，至今深感遗憾。

早在上大学时（大约1961年），从书店买回一幅印刷还算不错的单页水彩画，贴在寝室的墙上当范画欣赏。画的是几个在河边洗衣的妇女，作者吴冠中，从此记住了画家的名字。后来，听我的老师耿永森说，为给学生做范画，他还亲自从吴冠中先生手里买过两张水彩，一张50元。这是大约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事，我曾问过先生是否记得这件事，他说好像有过，但记不清了。

我与吴冠中先生真正的缘分还是起于读他的文章，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吴冠中连续发表关于艺术形式问题的文章，大有振聋发聩、茅塞顿开之感。但在当时艺术思想普遍保守的情况下，他的观点引来一片反对的声浪，批评之激烈难以想象。当时的美协主席江丰甚至上纲到“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否定”。于是，愤愤不平的我决定“参战”，于是斗胆写了一篇《试谈造型艺术的美学内容——关于形式的对话》，发表在《美术》杂志1982 年第5期，以此来回应和声援孤军奋战的吴冠中先生。并且萌生了要把这个问题从理论上厘清的愿望，于是一鼓作气连续又写了三篇关于讨论形式问题的文章。现在想来，一个画画的不安分守己地画画，却改道闯入理论批评的领域，不能不说，心仪吴冠中先生是一个前因。

我是1982年7月认识吴先生的，当时是参加一个在神农架召开的全国美术理论讨论会，会议开完后回到北京，我当时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去拜访吴冠中。但是我不认识，《美术》杂志的一个编辑帮我联系，跟他约了一个时间，他居然答应了我这个无名小辈的请求，就这样我去了，那时他还住在后海的一个大杂院里。我没敢多打扰，跟吴冠中先生谈了一个多小时。在我1982年7月6日的日记里记了跟他谈话的13条内容。主题谈的还是关于形式的问题，我说我写的那篇文章就是由吴冠中先生关于形式的言说引起的，我当时还兴奋地跟吴先生说：“我在科学领域里边找到了一个‘形式决定内容’的依据，这个依据就是石墨和金刚石，这两个物质都是由单一的碳元素构成，仅仅由于碳原子在分子结构中的结构方式不同，竟使它们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物质。一种是非常坚硬的金刚石，而另一种是柔软的石墨。所以形式的排序在此决定了事物的内容与性质的巨大差异。”他听了也特别兴奋，说“你这个依据非常有价值，很有说服力”。

我和吴先生是第一次见面，身份又很悬殊，吴先生那个时候已经是很有名气的画家，但他完全是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和我谈话，谈得那么投机和坦诚，仿佛是老朋友，一见如故。他坦率地跟我谈所有他感兴趣的问题，以及当时美术界的一些为之愤愤不平的事情，他甚至毫无戒备地把他刚刚开完美协常委会会议的情况都跟我讲了，大有忘年交的感觉。

认识吴冠中以后，我和先生便不断有信件往来，我去信，他必回。这段时间他不断写文章，不断出集子。而且每出一个集子都要寄一本给我：《东寻西找》、《天南地北》、《风筝不断线》、《谁家粉本》、《望尽天涯路》，等等。我有文章发表，也寄他请教，他也总会回信鼓励。1984年，我的另一篇关于形式问题的文章在《美术》发出后即寄给他看，他也立即回信：“信及稿均细读，你立脚于艺术实践的真实基础来探讨理论问题，这工作的本身就是一种创造。艺术规律的探索同科学发明一样困难、一样有价值，没有探索与创造，文化是不会前进的。道理很简单，但往往有许许多多文化人在阻碍文化前进，鲁迅碰见的正人君子和遗老遗少是不会绝代的。”接着说又有集子要出版寄上：“我的这些杂文远远谈不上是什么理论，抛砖引玉，希望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应为中国的美术理论工作作出真正的贡献，粉身碎骨！”这最后四个字如千斤重石压在我的心头，不努力如何对得起这位令人尊敬的艺术前辈的期望！

还有一封信让我印象深刻，其中一段话可以说明先生是怎么对待一个年轻的批评家，怎样尊重他的人格。当时因《文艺研究》编辑约我写一篇关于吴冠中的文章，我写好后跟吴先生说了这件事：“要不要先给您看看？”他说：“不要，不要寄给我看，这是你的作品，你就直接寄给他们发表。”发表以后，我寄给他刊物，他回信鼓励我说：“《吴冠中的艺术观》一文写得很认真、严谨，较全面、系统地分析和归纳了我对艺术的探索轨迹，在今日或我身后，均属研究我创作生涯的可信的依据，你确乎花了很长时间的心力，作为当事人感谢有水平的理论家贴切地剖析。”我引出这一段话的目的不是想抬高自己，只是想说吴先生对一个普通的、当时还比较年轻的批评家所给予的鼓励和尊重。

还有一段话是他对时下的感慨：“无知的，别有用心的评论文字充斥报刊，今日的中国美盲众多，使我近年来少看展出，不读滥调文章，不接待来访，不发表自己的行动消息，来日无多（注：写这封信的时间是1991年2月1日）我仍奋力攀向我将在那儿跌死的高点。我确乎已无同路人，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是悲凉，是大乐，我付出了全部生命的代价。”这段话写得悲壮又悲凉，深深震撼着我的心灵。他接着又说：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吹捧是无效的，攻击更是愚昧的暴露。我绝不搞自己的纪念馆，夸张声势的传记，某某年艺术活动之类的热闹。我尊重朱光潜、钱钟书、林风眠这些脚踏实地的耕耘者，他们谢绝了庸俗的宣传媒介。”我想从这些话里，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和理解先生那内心的孤独和忧愤，以及对于那种世俗吹捧的拒绝。

大约是2008 年的一天，我跟他讲：“吴先生，我有一个计划，跟你搞一个十日谈，我来十次，我们畅谈十次，深入讨论一些问题好不好？”他说：“好！好啊！”表示很愿意。但是可惜我没抓紧时间，我们只谈了一次，现在想起来已是千古遗恨了，没有补救的办法。好在我在跟吴先生的交往过程中，保留了他的十多封信，还保留了十几盘录音带，这十几盘录音带一直没有整理，现在还在我柜子里放着，不知道还能不能放出来，就是那种小盘磁带。

我跟吴先生的交往，从1982 年算起到他离世，有近30 年的历史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虽然也做过一些和他有关的事情，比如策划过三个展览：新加坡的“此岸·彼岸——吴冠中艺术经典五十年回顾”、“走进798——吴冠中2007 新作展”，以及在他离世后策划的一个“缅怀大师吴冠中”的展览；还在中国美术馆、新加坡美术馆和上海美术馆做过三场关于吴冠中的专题讲座等。但是我在他生前想做的事并没有做完，特别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我准备出一本《吴冠中研究》的专集。我打算再补充一些内容，加上过去陆续写过的文章放在一起，但是还未来得及出版，他就离我们而去。我曾跟吴先生谈到这个计划，并请他给我写一个书名，书的题目就叫做《此岸·彼岸》，这也是我在新加坡给他策划的回顾展的主题。待我第二次去的时候，吴先生给我拿出来的不是题写的书名，而是一个替我设计的封面！“此岸、彼岸”四个字是用颜色画出来的，实际上他是把封面（此岸）、封底（彼岸）都设计好了，这使我大为感动。

2010 年初，听说先生住院，以为不久就会出院，我还等着他出院后去拜访他。不料他再也没有出来。4月2日吴冠中去世的噩耗传来！一切都成为过去，了却一生的吴冠中，不必再年年走江湖，也不必再担心腹背受敌了，他已永久地定居在彼岸世界。按照佛家的说法，有生有死的境界为“此岸”，超脱生死进入涅槃境界为“彼岸”。吴冠中虽然不在佛门，但他在晚年对生前身后事，都一一做了妥当安排。进入耄耋之年的他，有一天突然问我一个奇怪的问题：老虎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？他想知道，但我无言以对。事后我豁然明白：他是已超脱了生死，视死如归了。只是很想有一个像样的“归法”，如老虎一样，“死”得有尊严些。

吴冠中从宜兴一个水乡的农家子弟一步步走到今天，他一生胸怀坦荡，愤世嫉俗，一心只在艺术的创造，吐真言、诉真情，说自己想说的话，画自己想画的画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吴冠中的晚年是幸福的。从他的艺术中，不时散发出幽幽“晚香”。“ 天意怜幽草，人间重晚晴”。正是这“晚晴”染红了枫叶，染红了天边，为他自己创造出一个落霞璀璨的“晚境”。先生离我们而去已近十载，在他百年诞辰之际，仅以此文表达对先生的缅怀之情。 

2019年9月28日

于北京京北槐园